经济发展不仅要关注以本币计算的经济增长，也需要关注以汇率折算的人均GDP增长。传统上，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对以本币计算的经济增长规律研究较多，而对汇率折算人均GDP增长的研究相对较少，在我国经济占全球份额不断提升、国内外经济相互影响程度更大的背景下，有必要更深入地理解以汇率折算人均GDP的增长规律，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

一、各国人均GDP（美元）增长可分解为3个因素的贡献

从直观上看，以汇率折算的人均GDP（美元）和本币计价的人均GDP之间只是相差了一个汇率的因素，因此，人均GDP（美元）的增长就等于按本币不变价计算的人均GDP实际增长加上汇率变化，但如果对经济增长研究更深入一步，从行业角度理解经济增长的构成，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人均GDP（美元）实际增长共有3个源泉：一是人均GDP实际增长，或称为实际产出增长；二是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三是相对价格变化。

一般认为，人均GDP（美元）的增长等于本币不变价计算的实际增长加上各国货币相对于美元的实际升值，但实际上，影响各国人均GDP（美元）增长应该还有一部分相对价格的因素，只有在采用GDP缩减因子作为各国通货膨胀指标时，这一项才能正好消失。

二、各国人均GDP（美元）增长中约40%来自于汇率升值和相对价格变化

本文对人口在1000万以上且2020年人均GDP（美元）水平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美、英、日、法、德等11个国家进行增长分解，以考察三个增长因素的实际贡献。考虑到我国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这一目标大致相当于人均GDP要从1万美元增长到3万美元（2020年价格，汇率折算），本文重点对这些国家人均GDP1万到3万美元阶段的增长进行分解。

综合对主要发达国家的分解结果可见，在人均GDP1万至3万美元这一阶段，三个因素对各国人均GDP（美元）增长的贡献呈现较大差异。实际产出增长的贡献从40.9%到99.8%不等，均值约为60%。汇率升值的贡献从-25.6%到33.8%不等，均值约为10%。相对价格变化的贡献从5.0%到50.8%，均值约为30%，超过了汇率升值的贡献。

最后，将11个主要发达国家人均GDP（美元）增长幅度及其增长源泉进行简单平均，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在人均GDP1万美元至约3万美元的发展阶段（实际数据为增长218%），人均产出实际增长了约90%，汇率升值了约20%，相对价格提高了约40%。

如果我国在“十四五”至2035年间和主要发达国家发展路径（平均情况）相似，并将各因素（人均产出实际增长、实际汇率升值、相对价格上涨）累计增长幅度折算成15年的年均增速，则在人均GDP（美元）实际年均增长4.4%，实际有效汇率年均升值1.2%，服务业价格指数与制造业相比每年高2.3个百分点的情况下，可实现人均GDP（美元）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

三、汇率升值和相对价格变化的关键支撑因素是提高可贸易部门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

在各国人均GDP（美元）的增长中，平均有约40%的部分来自于实际汇率升值和相对价格变化，因此，有必要分析这两个因素背后的支撑动力。

汇率升值实际上就是各国可贸易部门与美国相比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现有经济研究中关于汇率决定因素的理论众多，对汇率变化的解释各异，但长期来看，可贸易部门国际竞争力是影响实际汇率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也就是说，实际汇率升值就等于各国制造业价格增长快于美国的比例（或者缩小同美国差距的程度），这种相对价格提升的能力可能来自于制造业效率增长快于美国，也可能来自于其品牌价值或产业结构升级等因素，但最终反映的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和相对价格上涨。

相对价格变化主要源于可贸易部门生产效率提高速度快于其他行业。现代经济中，可贸易部门效率提升显著快于不可贸易部门是普遍现象。

理论上，实际汇率升值和相对价格变化都与可贸易部门生产率增长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充分且高质量的就业是汇率升值和相对价格两个因素产生贡献的基础条件。在前面的理论分析和增长分解中，可贸易部门（主要是制造业）效率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带来制造业相对美国价格提升，并带动其他行业提高相对价格，产生收入增长的传导和放大效应。但实际上，这种传导和放大效应能够出现的条件是经济中实现充分就业，这时制造业发展才能带动各行业要素报酬同步提升，否则这种传导效应将被严重削弱。

四、政策启示

人均GDP（美元）的增长不仅仅来自于实际产出的增长，还有很大部分来源于汇率升值和相对价格变化。主要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各国经济增长中三个因素的贡献可能有巨大差异。这些增长经验对于我国更高效地实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一是要持续提升重点产业的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且竞争力提升要能够带动劳动报酬水平相应增长。人均GDP（美元）的实际增长中，平均有40%的部分来自于实际产出增长以外的汇率升值和相对价格提升的贡献，这可理解为可贸易部门高质量发展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一方面源于可贸易部门提升竞争力，实现相对其他国家的价格上涨从而支撑实际汇率升值，另一方面源于可贸易部门劳动报酬水平提升并带动经济中其他行业价格上涨和收入提升。要充分发挥这些外部性，就要着力提高可贸易部门（主要是制造业）的产品质量、培育品牌、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国际竞争力从劳动密集型环节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环节升级，还要优化产业组织结构，防止过度投资产能过剩，防止由于恶性竞争、过度竞争导致附加值下降，要把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效益增长和劳动报酬水平提升。

二是要以促进服务业发展为重点，保持充分且高质量的就业。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以后，农业和工业普遍面临需求增长放缓但效率提高潜力较大的新情况。在供需平衡的情况下保持生产效率持续较快提升，就要求这两个产业的就业有所下降，这客观上意味着服务业将成为新增就业的主体。因此服务业发展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还要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部门，需要不断放宽准入，鼓励创新创业，拓展多种就业潜力，保障实现充分且高质量的就业。

三是要区别看待价格上涨。从分解结果看，价格上涨应分为两种类型，其一由于货币超发带来的各行业普遍性的通货膨胀。其二由于各行业效率提升速度不一致，由高效率产业部门带动的其他行业价格上涨（主要是制造业带动服务业）。后一种价格上涨的情形源于制造业的效率提升，是高质量发展的表现，而且这种价格相对上涨具有实际购买力，会表现为人均GDP（美元）的增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许召元

转载自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