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 跨境结算 跨境支付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跨境人民币结算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抓手和关键举措，经多年发展，尤其是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目前，在我国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开展的跨境交易总额中，有近一半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但受制于以美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跨境人民币结算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受疫情、乌克兰危机等外部事件冲击，国际货币体系开始加速进入调整期，跨境人民币结算迎来重要发展“窗口期”。我国应紧抓这一难得历史机遇，有序推进跨境人民币结算走实走深，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坚实基础。

一、跨境人民币结算取得积极进展

（一）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稳步增长

统计显示，2010―2021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从5063亿元快速上升至7.94万亿元，增长近15倍。同期，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规模从280亿元上升至5.8万亿元，增长近206倍。截至2022年上半年，人民币跨境贸易和跨境直接投资的结算规模分别达到4.58万亿元和3.01万亿元，其总和已接近我国跨境结算总额的50%，预计全年两项业务有望再创新高（见图1）。

（二）跨境人民币结算范围有序扩大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领域开放力度加大，跨境人民币结算由经常账户向资本账户稳步推进，结算范围日益扩大，参与交易主体越来越多，常规金融产品投资和“熊猫债”等创新金融产品投资在跨境人民币结算中的比重上升约42个百分点，达到60%左右。问卷调查显示，疫情以来，更加倾向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的投资我国的境外企业占到81.3%。统计显示境外投资主体持有的人民币金融资产持续增加，截至2022年8月，其累计持有境内股票、债券、贷款及存款等资产合计近10.3万亿元，比“8•11汇改”前的峰值高出近1.24倍。

（三）跨境人民币支付功能显著提升

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过去10年，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份额由0.57%增长至2.17%（截至2022年6月底），排名大幅攀升，已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人民币在我国银行代客涉外收付中占比，从2010年的不到1%上升到2021年的40%左右。2022年1月至8月，我国银行代客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为2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2%，在同期本外币跨境收付总额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至49.4%，与美元占比差距由10多年前的66个百分点收窄到约10个百分点（见图2）。

（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使用不断扩展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自2015年上线以来，逐步形成“直参+间参”模式的全球支付结算网络。CIPS以安全先进的技术、优质高效的服务，赢得了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认可，截至2022年上半年，相关网络节点已快速连接到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家法人银行机构。其中，“直参”机构约有76家，“间参”机构超过1265家，分布在全球106个国家和地区，较好地发挥了跨境人民币支付结算的“主渠道”作用。随着CIPS网络的不断扩展，相关业务量快速扩大，截至2022年上半年，已累计处理近250万亿元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业务。

二、推进跨境人民币结算面临新机遇

（一）地缘政治变局促进了人民币全球资产储备功能的提升

随着地缘政治变局、大国博弈加剧，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以来，安全考量优先，资本避险情绪升温，国际货币资产配置更加多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2008年以来，美元等传统储备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下降14个百分点以上，人民币等非传统储备货币占比上升。其中，约有25%以上被替换的传统货币储备转向人民币资产（见图3）。乌克兰危机以来，人民币夏普比率优于传统储备货币，可兼顾收益性与稳定性，能对冲投资组合风险，受到市场资金青睐。一些面临制裁威胁的国家，及其他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将更多转向人民币与其他非传统储备货币。截至2022年二季度末，全球央行持有的人民币储备规模为3223.8亿美元，占比为2.9%，较2016年人民币刚加入特别提款权（SDR）时提升1.8个百分点。

（二）“区域贸易圈”深化为跨境人民币结算提供了广阔平台

近年来，“逆全球化”和“贸易霸权主义”有愈演愈烈之势，“全球贸易圈”更多转向“区域贸易圈”，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全球货币”惯性，并为“区域贸易圈”中催生“区域货币”提供了土壤和平台。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合作深化，在相关区域内推进跨境人民币业务的条件更加成熟。2022年上半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长17.8%，远超9.4%的外贸整体增速。我国可利用在相关区域的贸易影响力带动金融领域的多边合作，推动人民币发展为共同认可的“区域货币”。

（三）我国大宗商品进口大国地位增强了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计价功能

当前，在通胀高企、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大宗商品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部分国家和地区甚至陷入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中，大宗商品市场步入供给主导阶段，与美元的负相关性有所减弱。俄罗斯、委内瑞拉、部分中东国家等原材料生产国对美元的信任度降低，选择人民币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的意愿增强。截至2022年6月底，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的人民币结算额相比2015年全年增长了约8.8倍，占其全部外币结算额的1/4以上。伊朗和沙特也在积极推进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对华原油贸易。过去20多年，我国货物进口占世界货物进口总额的份额显著提升，从2001年的3.8%上升到2021年创纪录的11.9%，已逐步由出口大国转向进口大国，并成为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市场之一。如，2018年，我国石油进口量就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需求方之一，在当前“美元锚”出现松动迹象的形势下，与供给方总体保持稳定关系，为人民币更多地参与商品计价结算和强化锚货币属性提供了有利条件。未来随着我国国际大宗商品进口大国地位的进一步增强，将进一步提升人民币跨境结算计价功能。

（四）数字货币浪潮兴起为跨境人民币结算开启新赛道

为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需要，世界各国加快启动数字货币开发项目。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调查数据统计，当前全球约有90%的央行和货币当局参与了不同形式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开发。以CBDC进行跨境支付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计划可以将支付成本降低50%以上。同时，美国随意切断俄罗斯、伊朗等国金融系统与SWIFT的连接，使世界各国普遍增加了国际清算受制于人的担忧，更加坚定了各国开发新的数字化国际货币支付体系，以摆脱美国可能随时发起的“断网”威胁的决心。人民币在主要货币中率先进行数字试点，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应用场景日趋丰富，在技术和应用等多方面领先全球。同时，我国积极开展数字货币的国际合作，探索数字货币的双边和多边使用，为人民币跨境结算开辟新赛道。

三、推进跨境人民币结算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一）短期内美元地位有所加强，我国对美元的“路径依赖”依然存在

当前，维持美元继续在全球行使支付结算主导货币的主导机制仍然存在，网络外部性效应背后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流动性外部性效应，惯性等机制成为美元继续在全球行使支付结算功能的主导货币。即便是我国官方机构的海外贷款，仍有70%以美元计价，只有10%以人民币计价。国际支付体系以美国为核心的“中心—外围”结构仍然是金融风险跨境传播的核心路径，当受到外部冲击时，美元往往能从中相对获益。乌克兰危机以来，全球分裂加剧、发生激烈冲突甚至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不确定性上升。在当前全球安全资产短缺情形下，美元资产价格不降反升。近期欧元兑美元汇率已接近1∶1，日元兑美元汇率也触及140∶1的24年来的最低水平。美元在国际支付中的占比由2021年第四季度的40.5%上升到2022年第二季度的41.16%，欧元占比由36.65%下降到35.55%，人民币占比由1月份峰值3.2%下降到2.17%。2022年第二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高达59.53%，相比2021年第四季度增长0.67%，欧元占比则降到19.77%，人民币占比仅为2.88%，不到美元占比的1/20。

（二）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供给机制有待完善

成熟且全球分布广泛的离岸人民币市场是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必要载体。但是，当前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较不平衡，除香港、新加坡等地外，其他离岸市场普遍资金存量小、业务量少，无法实现人民币对国际结算市场的充分供给。人民币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联动不足，人民币向国际市场投送主要通过经常账户，造成人民币回流乏力，制约了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的增长。经测算，2018年以来，离岸人民币市场资金池总体存量不足，流动性供给差额平均约为8725亿元，较难实现“出得去、用得着、留得住”。

（三）跨境人民币金融产品和服务适配性有待提高

人民币跨境直接投资已成为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重要方面。但我国实行资本账户管制政策，影响了境外投资者参与国内金融市场的意愿。人民币与外币挂牌交易的覆盖范围仍有待继续扩展，尤其是与“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还未建立起直接交易机制，或缺少做市商提供流动性。随着近年来汇率波动风险增大，我国在建立跨境人民币结算安全监管机制的过程中，对人民币与相关国家货币之间汇率避险工具的设计和开发考虑不足。从期限结构来看，短期限产品流动性不高，长期限的产品种类匮乏，往往导致套期保值成本较高，使得相关市场主体面临汇率风险。

（四）人民币跨境清算网络有待进一步扩展

CIPS上线以来，从技术开发、业务扩展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但“直参”主体仍然较少，网络重要节点多分布在发达经济体的主要金融机构，距离形成连接全球金融体系的密集化清算网络体系还有较大差距。由于CIPS使用全新代码标准和最新加密技术，在向部分发展中或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推广时，往往面临指令不统一、数据信任难、“数字鸿沟”和推广成本高问题。在CIPS发展还不成熟的前提下，人民币跨境结算还需依靠SWIFT，无疑增加了人民币跨境结算清算的“卡脖子”风险。

四、抢抓新机遇，有序推进跨境人民币结算走实走深

（一）把握人民币定价权，提升跨境人民币结算的独立性

牢牢把握现货外汇市场的定价权，防止国际投资机构通过衍生品市场干扰汇率的定价权。以更加密切有效的方式开展人民币双边互换，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和能源出口国的货币互换，破除美元支付体系的惯性效应。通过深化点对点的双边互换协议和区域储备池安排，有效降低对单一货币储备的高度依赖。抓住当前全球金融市场“安全资产”供给不足的空档期，建设开放、健全、有效的人民币资产市场，提供稳健的人民币安全资产。强化人民币大宗商品计价功能，促进我国在海外形成较大规模铁矿石人民币、石油人民币、天然气人民币的沉淀和流通。

（二）推进“区域贸易圈”，打造稳定“跨境人民币流通区”

全面深化与“一带一路”和RCEP相关国家的贸易金融领域的合作，构建有特色、能落地、互惠互利的货币合作模式，扩充跨境人民币结算的规模、频率、适用范围。针对特定经贸合作项目，开辟特许双边本币流通渠道。推出更多的人民币对小币种金融产品，完善小币种交易服务体系。要着力实现区域内跨境清算结算系统技术对接、标准对接、业务对接，推动“金融+贸易”市场的有效联动，打造区域贸易领域内的“人民币流通区”，切实提升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集聚效应、热点效应、替代效应。

（三）推动在岸和离岸市场良性互动发展，优化跨境人民币结算环境

着眼长远，逐步放宽并取消境外投资者投资在岸金融产品的额度、范围等限制。加快创新离岸人民币产品和业务，发展人民币债券投资产品及其他衍生产品，丰富外汇对冲工具以协助投资者管理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加快构建人民币国债的国际担保品功能。探索建立完善介于境内市场和传统离岸立场的“第三市场”，形成多层次人民币跨境结算市场。探索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管理中心，统一规划协调人民币在岸和离岸市场相关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使之成为跨境人民币使用的枢纽，进一步推动在岸、离岸市场的融合，促进跨境人民币结算定价的一致性。

（四）强化全流程监管，健全跨境人民币结算风险防控体系

建立跨境人民币流动的“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监管机制。建立人民币跨境流通智能监管体系，科学设计相关风险监测指标，实现“信息流+资金流”的双项监管。加强短期资本流动监测管理，注重外部净头寸管理，减少大额跨境风险敞口，避开美联储持续加息带来的“美元债务陷阱”，减少主权信用危机带来的巨额损失。完善境外资产分散投资、安全转移的应急预案。同时，从金融市场崩盘、外汇市场下挫、资产冻结等多维场景进行压力测试，做好国外冲击的效果预估和应急预案。

（五）把握数字化赛道，创新跨境人民币结算路径

坚持科技赋能，应用“区块链+联盟链”提升CIPS的安全、功能和效率优势。开发多层次、差别化的CIPS接入模式，对联网成员中部分在资金、人力和技术等方面存在困难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必要的技术、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援助，进一步拓展CIPS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广度和深度。积极开展数字货币的国际开发、应用和规则制定合作，共建数字货币“流通圈”。优先面向东盟、中亚、东北亚等重点国家和地区设立跨境人民币支付结算试点，探索开展数字人民币在多双边贸易和跨境直接投资活动场景下的测试，开辟跨境人民币结算的新路径。